2024-04-01 16:26:32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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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日,红星资本局多方采访核实了解到,茅台集团、贵州茅台(600519.SH)原董事长袁仁国已去世。
袁仁国曾担任茅台集团董事长7年,上市公司贵州茅台董事长近20年。在他治下,贵州茅台度过了白酒行业萧条期,“甩开”五粮液成为白酒行业龙头。他一手构建的茅台营销体系,缔造了万亿市值的“茅台帝国”,也让他自己滑向了贪腐的深渊。
自1951年建厂以来,70多年里,茅台厂酿酒的工人成千上万,但从一线制酒工人走到董事长职位的只有一个,就是袁仁国。
距离仁怀市区50多公里、茅台镇30多公里的后山乡,是袁仁国出生和成长的地方。袁仁国出生于1956年,袁家兄弟6人,袁仁国排行老二,当地人一直称他为“袁二”。
据南风窗,袁仁国在回忆录里这样记录自己的知青岁月,“我们从中枢镇城里挑粪到生产队,里崎岖山路,担子压得两个肩膀都红肿不堪,脱了好几层皮。”
袁父看不了袁仁国受罪,托时任茅台酒厂副厂长邹开良,把袁仁国介绍进茅台酒厂工作。当时的茅台酒厂虽不比如今,但也属于国企,工作稳定、福利待遇好,茅台镇之外的人很难进去。袁仁国的人生,也就此发生改变。
1975年,19岁的袁仁国入职茅台酒厂,最初的工作为最为基础的制酒工及制曲工。但到了茅台厂,劳动强度也没比知青低多少。从下沙,润粮、蒸粮、到摊晾、入窖,茅台酒的多道工艺下,制酒工每天要搬5000公斤的货物。
据媒体报道,跟袁仁国同时期进厂的老员工回忆,袁仁国非常“聪明”,“很会表现自己”,并引起了当时的厂长季克良的注意。
1978年,高考恢复,袁仁国得到报考贵州工学院(现贵州大学)的机会,但没过分数线,只能留在厂里继续工作。不过,因为季克良的赏识,1983年,袁仁国还是如愿去贵州工学院进修。
在茅台酒厂,袁仁国一路刷新所任职位“最年轻纪录者”,曾任职茅台集团供应科,任职保管员,后就职宣传科,办公室秘书,办公室副主任,车间主任。
当时,茅台酒厂顶着“国酒”的光环参与国家一级企业评选,却意外落选。袁仁国得知后主动请缨前往北京。在北京,袁仁国用3个小时说服评选人员,为茅台酒厂参加评选争取到了资格。
1991年,茅台酒厂终于获评国家一级企业,袁仁国也升任副厂长。那一年,35岁的他成为了厂里面最年轻的高级管理者。
“茅台神线年,金融风暴席卷亚洲,叠加当时山西假酒案的影响,整个白酒行业陷入岌岌可危的状态。茅台酒厂也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。当年7月,贵州茅台销量只有700吨,不及2000吨目标销量的一半。茅台第三任舵手季克良力排众议,将“敢想敢干,有闯劲儿”袁仁国推向领导岗位。
袁仁国也成为了茅台最大的销售员,摆上家宴,请来糖酒公司的领导喝“患难酒”,希望他们在这条最大的销售渠道上多想办法。在各地举办的白酒研讨会、订货会和名家诗会上。袁仁国把茅台压箱底的30年、50年、80年陈酿拿出来给经销商品尝,希望征服经销商味蕾的同时,能为茅台酒打开销路。也正因此,袁仁国在酒席上跟大量经销商建立了联系。
在茅台狂飙式发展的过程中,经销商队伍是至关重要的一环。据界面新闻报道,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应用经济学博士后、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盘和林表示:“毫无疑问,袁任内最大的贡献并不是提高了茅台酒本身质量,因此最大贡献在于构建了营销体系,在回顾过去20年的辉煌成就时,茅台方面将其归功为‘茅台营销造就了茅台现象,茅台现象缔造了茅台传奇’。而在造就茅台神话的背后,经销商功不可没。”
2018年4月,袁仁国在博鳌论坛上公开表态,“茅台酒对我来说,意味着事业和生命,我要把我的生命和血液融入茅台酒之中。”
这时的茅台酒,市场价格一路走高,甚至一酒难求,谁能掌握货源,就意味着巨大的利益。据财联社报道,贵州当地人士曾透露,“袁仁国让茅台酒量价齐升,成为了一种‘奢侈品’,但这也导致茅台酒的销售权和销售渠道成为了抢手的香饽饽,成了寻租和利益交换的一种特殊资源,一旦拿下茅台经销商资格可以说躺着挣钱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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